为什么民间创业冲动日益萎缩

　　为什么民间创业冲动日益萎缩
　　上海市工商局日前出台鼓励创业促进就业8条新政，其中包括大学生创业注册资本“零首付”、对从事个体经营的特殊人群免收部分行政事业收费、简化各类经营性房屋产权证明，以及允许农村宅基地房屋从事商业经营等。
　　
　　从上述8条具体措施的政策导向来看，实际上可以把它们简单地概括为一句话：放松管制，降低创业门槛。正如上海市工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陈学军在前天召开的相关资讯通报会上所说，由于我国尚处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准入中存在费用过高、环节过多、周期过长等瓶颈问题，影响了自主创业的积极性。我认为，面对当前由国际国内各种因素造成的经济困局，相比于扩大政府投资、发放消费券之类被动型的应付，这种鼓励创业的政策才真正代表了有利于从根本上扩大内需、改善经济结构的正确方向。
　　
　　看到近年来一次比一次更挤破头的公务员招考，我总不免既感慨又怅然。20多年前我们那一代念大学的时候，情况可完全不是这样。我记得，我和我的同学们毕业分配时，最吃香的是当时所谓的“三资企业”，之后才是科研院所，而被国营企事业单位和政府单位录用的同学，会自觉相当没面子。在地域方面，最热门的当然是广东。虽然那时规模比较大的私营企业还不多，但我知道，我班上去广州、深圳、珠海等地的同学中大多数后来都落脚在珠三角的那些民营公司。那个时候国家的经济基础很差，市场秩序也并不完备，人们的不满意也并不现在少，报纸上还经常会对“造卫星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之类当代青年看起来一定感到分外奇怪的话题展开热烈讨论，但整个社会中涌动着一股生机勃勃的创业和冒险气氛。
　　
　　统计数据也证明，改革开放前半段是中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与国民经济增长比较匹配的时期。虽然当时老百姓整体上并不如现在富裕，但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民”占的比例比现在要高得多。换言之，经济发展的大多数成果被民众所享有，这又反过来成为推动经商、“下海”的强大动力。当然，那段“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岁月也有很多尖锐的问题，社会上最大的焦虑是“协调”问题，最典型地表现在“脑体倒挂”、“短期行为”等等。说到底，那还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时期，我们对改革应当达到的理想目标并无明确和清晰的认识，因而谈不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基本规范。
　　
　　我在前国家经贸委工作的一个朋友几年前告诉我一个故事，他有一个表哥，80年代中期在内地某欠发达省份开了一家加油站，有一段时间生意越做越红火。那位表哥的志向也因此越来越大，他立志要在10年内建成该省最大的连锁加油站公司，并夸口高薪请我那位拥有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头衔的朋友回去做他公司的总经理。最近，表哥专程到北京来找我的那位朋友，不过不是三顾茅庐来发聘书给他的，而是托他替他大学快毕业的儿子在国家经贸委机关谋一个办事员的差使。“他的加油站还开着，不过他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尽快卖掉它。”
　　
　　那位表哥这10多间经历的甜酸苦辣和观念转变，想必改革开放后最初的一批创业者中，绝大多数人都能够感同身受，这里已无必要一一赘述。总之，表哥很无奈地说：“做生意难就难在有太多生意之外的烦恼事，到头来我觉得好像不是在为自己，而是在为公安局、工商局、税务局、镇政府和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打工。与其这样，我还不如索性做回本行，在镇上当个小学教师省心。”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个年头，中国今天的市场经济体制确实比20多年前要规范得多，很多昔日钻政策漏洞的一夜暴富的故事，今天已经不可能复制了。然而这原本是一件好事，绝不应该使我们社会中自下而上的创业动力日趋衰减和消退。我认为答案仍在改革不彻底本身。一个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旧的体制趋于解体，新的体制尚未成型的“真空期”，必定会出现生气与乱象并生的局面。当新的体制逐渐建立起来以后，乱象会一点点消除，而生气能否保持，则取决于这一新体制的完善程度。经过了30年摸着石头过河，民间的商业秩序已经比过去大为改善，但政府行政力量干预正常市场交易的行为却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有效制约。简言之，一个适应市场经济的法治社会并未真正建立起来，这就使得产权保护、自由竞争、契约精神等对社会财富创造来说至关重要的制度因子在我们这里还未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在本身并不规范的“规范”下，社会各领域还形成了各式各样依附于行政权力的进入和竞争壁垒。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这种画地为牢而形成的特殊利益日益固化，越来越把一个本应完整而开放的社会（以及市场）分割成由一面面“玻璃门”和“玻璃天花板”间隔而成的特殊空间。
　　
　　在短期内，行政力量对市场自发秩序的介入确实能够极大地加强国家控制，减少不稳定的风险，这点也能够从近年来国民财富分配中“国”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的格局中窥见一斑。但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状态，而我们把下一代中最出色的精英赶进政府大院去当一个谨小慎微的公务员，这个社会的物质、精神财富的“蛋糕”就会越做越小。
　　
　　从这个意义上说，鼓励和扶持大学生自主创业等一系列放松管制、降低门槛的举措只是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必须从根本上重新形成一种鼓励所有人——尤其是优秀人才——从事商业经营、科学研究、人文艺术等等创造性活动的整体氛围。如果说改革开放前半段社会创业激情的高涨，主要是因为计划经济牢笼被打破后，民间压抑了几十年的致富欲望的无序流淌的话，今天则需要再上一个层次，即在将这种追逐财富的原动力纳入有序渠道的同时，严格保障它们的合法权益。而这，关键在于加快建设一个法治社会和服务型政府。
　　
　　今年的两会上，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论及上海的企业创新时说，“过去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现在深圳是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应该成为冒险家的乐园。”这句话说得既及时有到位。不过我想，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我们能不能营造一片让“冒险家”冒险成功后安享风险收益和成果、冒险失败后又不至于身败名裂的乐土？